气候变化和大气CO2浓度升高对森林生长和水分循环产生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碳平衡[1]。植被生产力表征植物在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有机物的产出和积累,是碳循环和养分循环的重要内容,是反映生态系统发展发育过程和状态的重要指标。生态系统碳利用效率(CUE)为净初级生产力(NPP)与总初级生产力(GPP)的比率,是植被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参数,反映植被将大气中CO2转化为生物量的能力(固碳能力)。因此,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碳源/汇的模拟及未来气候情景下的变化定量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太白红杉(Larix chinensis)是秦岭高山林线森林的建群种[2],现仅分布在我国秦岭地区海拔2 870~ 3 500 m的高山、亚高山地带,是秦岭唯一落叶松成林树种,且受人类干扰较少,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十分敏感,是研究气候变化的理想树种之一[3]。近年来, 利用数学统计模型和光能利用率模型等研究太白红杉的时空分布特征和碳储量的报道较多,而采用生态系统过程模型的研究较少,李书恒等[4]基于BIOME-BGC模型和树木年轮,采用模型默认的落叶针叶林生理参数模拟了过去几十年太白红杉NPP的变化, 分析其与气温、降水因子的相关性(未探讨CO2浓度),但研究仅限于NPP的变化,对太白红杉碳源/汇动态涉及较少,同时未对未来气候变化下生态系统的演变进行探讨。目前利用生态系统过程模型对太白红杉林生产力和碳源/汇功能进行长时间尺度模拟,及利用预设情景方式探讨未来气候变化对其影响的研究还较少。
BIOME-BGC模型作为生态系统演变的过程模型,全面考虑了碳氮循环、水循环、土壤过程和能量流动[5],已被广泛运用。本研究利用BIOME-BGC模型模拟了1959-2016年秦岭北坡太白红杉林生产力、碳源/汇的动态变化,并对未来气温、降水和大气CO2浓度变化进行情景设计,揭示气候变化的作用强度,同时选取秦岭地区降尺度气象数据预测太白红杉在本世纪早、中、末期的生产力、碳源/汇和CUE,作为太白红杉对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补充,以揭示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理,为太白红杉和秦岭植被碳源/汇功能的未来变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太白红杉在秦岭(陕西段)主峰太白山(33°49′~ 34°08′ N, 107°41′~107°52′ E)分布最为典型(图 1)。太白山位于秦岭中段,海拔1 060.0~3 771.2 m,高大的山体形成垂直分异明显的气候和植被类型。太白红杉为秦岭林线地区唯一可成纯林的树种,在秦岭北坡海拔2 870~3 500 m和南坡2 870~3 440 m分布,其中3 000~3 100 m为纯林,也是种子和物种的起源中心[6],且3 100 m左右为集中分布区[7],此外3 100~3 200 m处太白红杉树轮宽度对气候变化响应比较敏感[3]。考虑到北坡气象站点邻近研究区, 气象数据更具代表性,验证效果好,且北坡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强于南坡[3],本研究选择秦岭北坡3 100 m左右太白红杉分布区,区内年平均气温3.2℃~6.7℃,年降雨量410~695 mm,下部常分布有太白红杉与巴山冷杉(Abies fargesii)混交林,上部为太白红杉-头花杜鹃(Rhododendron capitatum)灌丛[8]。土壤类型为山地暗棕壤[2]。
BIOME-BGC模型是模拟全球或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氮和水循环、土壤过程与能量交换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9],在不同生态系统、不同空间尺度和全球不同区域中广泛使用,目前在国内陆地森林、草原生产力和碳动态模拟研究[5, 10-11]中应用和验证, 同时运用到太白红杉的NPP研究中[4]。BIOME-BGC模型的输入文件可分为控制文件、气象驱动文件和植被生理生态参数3类。
2.1.1 模型输入数据太白山北坡太白红杉大致分布于107°20′00″~ 107°50′00″ E、33°50′00″~34°00′30″ N,邻近太白气象站(107°05′25″ E,34°00′15″ N),故采用太白站的1959-2016年日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和日降水量,数据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为使气象数据更能代表太白红杉分布海拔高度的气象情况, 采用刘荣娟等[12]研究得到的月际差异性的气温垂直递减率将气温数据换算到研究区海拔高度;日饱和水汽压差、太阳短波辐射和日长数据依据日最高最低气温、日降雨量、研究区经纬度、海拔高度等使用山地气候模型MT-CLIM估算获得; 大气CO2浓度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土壤质地等参照《陕西土壤》[13]数据。
目前尚未有针对太白红杉的一整套BIOME-BGC模型生理生态参数,但已有学者采用其默认生理参数初步探究太白红杉,结果得到验证[4]。本研究使用CI-110型植物冠层分析仪实测(采样点位置见图 2)了北坡太白红杉林的平均叶倾角、散射辐射透过率、叶面积指数(LAI)和冠层消光系数(extinction coefficient, K)等,因光学仪器法通常低估LAI[14],参考曾小平等[15]的针叶林回归方程校正。由于模型中气候、物候和环境相关参数的时空异质性普遍较大,植被生理生态参数时空异质性相对较小[16],因落叶针叶林的生理参数大多相似[11, 17],同时模型本身提供的默认生理生态参数,是基于大量的文献研究而评价出来[18],具有一定代表性,采用前人[19]已验证的生理参数、实测参数与默认参数相结合的方法优化太白红杉生理参数(表 1),模拟结果较好。
由于目前未得到秦岭山地植被实测NPP数据[20],为衡量模型及其参数在研究区域的适用性,采用实测1959-2013年秦岭北坡太白红杉树轮而建立的树轮STD年表[21],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 2000-2015年MODIS (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陆地标准产品的植被指数数据(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和1981-1999年GIMMS (global inventory modelling and mapping studies) NDVI数据,2001-2010年陕西省“生态十年”项目[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陕西省专题,本文简称NESAS]遥感估算的NPP数据,以及研究区相关研究[4, 22-23]进行验证。
2.2 情景设置方法为定量分析气候变化和CO2浓度升高对太白红杉生产力的作用强度,测度各单一气候因子和组合情况的影响,及生产力在秦岭地区空间降尺度气候情景下的变化,本文对气候变化和CO2浓度上升作定量情景设计和降尺度情景设计。
2.2.1 未来气候定量情景设计IPCC第五次报告[24]预测,相对1850-1900年, 除RCP2.6外,其他所有情景下21世纪末全球表面温度可能升高超过1.5℃,其中RCP6.0、RCP8.5情景可能超过2℃,RCP4.5情景多半可能超过2℃; 降水在干湿地区、干湿季节间差异将会增大。《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5]预测,相对1986-2005年,到20世纪末,中国区域在RCP2.6、RCP4.5和RCP6.0情景下的增温强度分别为每10年增加0.08℃、0.26℃和0.61℃,降水强度分别为每10年增加0.6%、1.1%和1.6%。大多数CMIP5和地球系统模式都按照规定的CO2浓度运行,即到2100年约为421 (RCP2.6)、538 (RCP4.5)、670 (RCP6.0)和936 μmol mol-1 (RCP8.5)。本研究依据上述预测,以未来30年气候变化和CO2浓度升高的幅度,设定在1959-2016年的气象数据基础上气温上升1℃, 降水增加5% (约23.12 mm), CO2浓度升高50 μmol mol-1 3个情景变量,得到8种情景组合(表 2)。
IPCC历次评估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提供了很多观测资料证据,在全球尺度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我国科学家编写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系列对中国区域气候变化提供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结论。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结合各类预测结论对我国许多地区进行了降尺度的气候变化研究。前人研究证明多元线性回归降尺度方法更适用于秦岭地区气候变化的降尺度研究[26]。因此本研究采用前人结论和成果(图 4)对秦岭地区气候变化进行空间降尺度情景设计:当前气象数据增加RCP4.5、RCP8.5情景下3个时期[2019-2040年(早期)、2041-2070年(中期)、2071-2100年(末期)]的气温增幅和降水变幅,CO2浓度参照国家评估报告[25]设定。
李书恒等[4]用BIOME-BGC模型研究秦岭北坡太白红杉,1960-2013年其NPP平均为305.33 g C m-2a-1, 呈现一定上升趋势;李亮等[22]采用植被动态过程模型(LPJ-GUESS)研究太白红杉,1958-2008年平均NPP为380 g C m-2a-1,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王娟等[23]采用MODIS17A3数据,应用GIS技术和数学统计方法研究秦岭林地植被,2000-2013年NPP均值在400~600 g C m-2a-1。本研究采用BIOME-BGC模型对秦岭北坡太白红杉NPP的模拟结果与他们的[4, 22-23]接近;模拟NPP、GPP与“生态十年”的NPP数据变化同期,趋势高度一致(图 5), 相关系数达0.84**和0.85** (**: P<0.01,*: P<0.05,下同),虽遥感数据估算NPP整体高于模拟结果,是遥感数据误差[27]和模型误差的叠加;1959-1972、1980-1987、1997-2002和2010年后的模拟结果与树轮宽度指数拟合极好,1973-1979、1988-1996和2003-2008年虽有差距,但变化趋势大体一致,相关系数也分别达0.41**、0.44*和0.43**; 模拟GPP、NPP、NEP与NDVI趋势一致(图 5, 6), 年际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47**、0.34*和0.4*,季节相关系数高达0.95**、0.90**和0.94**。因而, 采用的生理生态参数可以较好地反映太白红杉植被生理特征, 利用BIOME-BGC模型模拟北坡太白红杉林生态系统演变过程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1959-2016年秦岭北坡太白红杉林NPP、NEP、GPP、CUE的动态变化见图 7。模拟时段内,太白红杉NPP、GPP、NEP、CUE和碳储量均在1969、1985、1997、2008年出现极小值,与李书恒等[4]研究中的低值期吻合,可能与这4个时期太白山北坡降雨量大幅度减少有关。陈兰等[28]指出夏季降水难以满足太白红杉生长需求,年降水量大幅度减少(分别减少29.9%、20.8%、44%和21%)造成夏季降水的锐减,严重影响了北坡太白红杉的生长。4个极小值分别间隔约16、12、11 a,与研究区降水量呈现的10~17 a左右的周期变化[29]相符。
北坡太白红杉1959-2016年的平均GPP为501.56 g C m-2a-1,平均NPP为328.59 g C m-2a-1,平均NEP为31.42 g C m-2a-1,平均碳储量为35.38 kg C m-2a-1。碳利用效率根据CUE=NPP/ GPP[30]计算得出,高的CUE表示单位固碳的生长转移较高,生物固碳潜力较大[31]。北坡太白红杉1959-2016年的平均CUE为0.65。生产力年际波动明显,变化特征基本一致。GPP、NPP、NEP均存在3个波动上升期、3个波动下降期,其中GPP、NPP上升期为1959-1968、1970-1979和1998-2002年, 下降期为1968-1970、1979-1998和2014年以后; NEP上升期为1958-1968、1971-1978和1999-2002年,下降期为1969-1971、1978-1999和2002年以后;此外GPP、NPP、NEP还存在一个平衡期,为2002-2014年。
太白红杉林NEP波动显著,碳源/汇功能并不稳定,模拟期内出现3次短暂的负值,分别是1960-1961、1969-1970和1997-1999年,为生态系统碳源期,其他年份均为碳汇期。碳储量年际波动较小,除1996-1999年外,总体呈上升趋势,模拟期内太白红杉林总体处于碳累积状态。CUE具有两个上升期:1969-1971和1997-1998年,3个下降期:1965-1969、1996-1997和1998-2004年,3个相对平衡期:1959-1964、1972-1996和2005年以后。总体而言,太白红杉CUE呈平稳而缓慢下降趋势,固碳潜力基本稳定,但已呈现轻微的下降趋势。
模拟年份内,太白红杉的NPP、GPP日变化分别为0~2.71和0~4.07 g C m-2d-1,NEP日变化为-0.86~1.38 g C m-2 d-1 (图 8)。58年的均值呈现极强的规律性,即“前100 d平稳、100~190 d大幅上升、190~220 d平稳、220~300 d大幅下降、300 d之后平稳”的趋势。可以推断,第100天和第300天为北坡太白红杉生长开始和停止的时间节点,生长期从春季中期持续到秋季中期,这期间处于碳生产状态。此外,生长期内太白红杉的NPP、GPP变化趋势一致,但NPP变化的幅度小于GPP。同样,NEP的日变化在数值上呈现“负-正-负”态势,表明太白红杉林呈现“碳源-碳汇-碳源”特征。生长期内,从第100~200天,伴随着NPP的持续增加,NEP同期增加,约在第130天时NPP与系统内异养呼吸消耗量相抵,生态系统进入碳汇期,第220~300天, NEP同期减少,约在第280天NPP与异养呼吸相抵,进入碳源期,这两个时间节点生态系统异养呼吸消耗的碳约为1.24 g C m-2。可以认为,第130和280天为北坡太白红杉林碳累积和碳消耗的时间节点,“碳汇”期从春末持续到秋初,“碳源”期为秋末持续到来年初春。休眠期内,因时间越趋近深冬,土壤微生物等活动越少,生态系统异养呼吸越弱, 在NPP不增加的情况下,越靠近深冬NEP值越大,越靠近生长期的始末NEP值越小。生长期内,CUE呈现“升-降”态势,从春季中期开始波动上升,夏初达到最大值后波动下降,直至生长期结束,下降幅度大于上升幅度,年内CUE总体小幅下降,这与模拟时段年际CUE下降印证。
通过模拟8种定量情景下北坡太白红杉的生产力、碳储量和CUE,统计不同情景相对于当前情景(T0P0C0情景/1959-2016年)的变化比例(图 9)。
可以看出,单一变量情景中,T1P0C0的GPP、NPP和碳储量增加最多,T0P0C1的NEP增加最多, T0P1C0生产力和碳储量均明显下降,说明就单一因子而言,对GPP、NPP、碳储量的正向作用排序为:气温上升>CO2浓度增加;对NEP的正向作用排序为:CO2浓度增加>气温上升,降水增加对生产力和碳储量增加均起反向作用。此外3种情景的CUE均降低,但降幅不大,气温升高情景降幅大于降水和CO2浓度增加。两个变量情景中,T1P0C1太白红杉生产力和碳储量增加最多,T0P1C1的NPP、GPP和碳储量均降低,对GPP、NPP、碳储量的正向作用排序为:气温和CO2浓度同时升高>气温升高且降水增加>降水增加且CO2浓度升高; 对NEP的正向作用排序为:气温和CO2浓度同时升高>降水增加且CO2浓度升高>气温升高且降水增加。3种情景CUE均降低,T1P1C0、T1P0C1降幅较大且一致,T0P0C0降幅较小。所有情景中, T1P1C1的NEP增幅低于T1P0C1,NPP、GPP的增幅低于T1P0C0和T1P0C1,碳储量减幅与T1P1C0接近,CUE的减幅与T1P0C0、T1P1C0、T1P0C1尤其接近。所有情景CUE均为减少态势,这与1959-2016年CUE总体降低的趋势一致,可以推测在未来可能的气候条件下,北坡太白红杉林CUE仍将持续降低,固碳潜力将缓慢降低。
为衡量气候变量对碳源/汇功能的影响程度, 将所有T1与T0情景、P1与P0情景、C1与C0情景的模拟结果进行比较。所有T1情景NPP、NEP、GPP、碳储量和CUE相对于T0情景分别增加7.19%、2.88%、8.35%、7.22%和-1.09%。未来伴随气温升高,生产力将稳定增加,GPP增幅大于NEP和NPP;NEP增加表明固碳能力持续加强,继续发挥区域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碳储量逐年累积。由此推断,气温因子可能是当前太白红杉生态系统进一步发育的限制性因子,未来气温升高将有利于“碳汇”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但该情况下碳利用效率下降(图 9: B)。所有P1情景NPP、NEP、GPP、碳储量和CUE相对P0情景分别增加-2.77%、-1.92%、-2.72%、-5.87%和-0.07%,说明降水增加反而会使得生产力下降,碳储量减少,碳利用效率也略微降低。由此推断,研究区当前降水程度已满足甚至超出太白红杉生长需求,未来降水增加不利于“碳汇”功能发挥,碳储量也将减少,而该情况下由于CUE下降速率也同比滞缓(图 9: C)。所有C1情景NPP、NEP、GPP、碳储量和CUE相对C0情景分别增加1.07%、6.91%、1.11%、0.42%和-0.03%,未来CO2浓度增加将导致生产力和碳储量增加。与气温一致,CO2浓度水平成为北坡太白红杉生长的限制性因子,限制性弱于气温,CO2浓度增加有利于“碳汇”功能的进一步发挥。CUE下降速率与P1情景趋近(图 9: D)。
3.4 空间降尺度情景模拟RCP4.5、RCP8.5情景下,北坡太白红杉在本世纪早期、中期、末期的生产力和碳储量均呈上升态势,RCP8.5上升幅度略大于RCP4.5。两种情景下,NPP在早、中期约380 g C m-2a-1,末期约390 g C m-2a-1;GPP在早期为570 g C m-2a-1以上,中期约580 g C m-2a-1,末期为590 g C m-2a-1以上;3个时期的平均碳储量维持在37 kg C m-2a-1左右, CUE呈降低趋势,平均值约0.64,且RCP8.5降幅大于RCP4.5 (图 10)。未来气候情景下,北坡太白红杉林生产力将持续增加并可能稳定在一定数值, “碳汇”功能持续发挥且有小幅提升,潜在固碳能力较强,但存在缓慢降低的可能;RCP8.5相比RCP4.5,生产力增幅更大,固碳能力得到更大发挥。
3个时期的NPP、GPP、NEP均集中在5-9月,7月为最高,达91.87、52.83和140.77 g C m-2a-1, 与太白红杉生产力集中在第100~300天吻合。而1-4和10-12月的NPP、GPP接近于0,NEP为负值(图 10),说明1-3和10-12月将长期为“碳源”月份,5-9月为“碳汇”月份,固碳能力最强月为7月,碳消耗最强月为3和11月。5-7月的NEP持续增加,“碳汇”功能不断增强,RCP8.5情景的增加速率快于RCP4.5,7月之后NEP持续减少,固碳能力减弱。3个时期的碳利用效率较为相近,总体上4-5月缓慢上升,6-10月持续下降,与当前CUE的“升-降”趋势一致,但RCP8.5情景下5-7月平均CUE比RCP4.5的降低,导致RCP8.5平均CUE低于RCP4.5。
4 结论和讨论本研究采用BIOME-BGC模型模拟,秦岭北坡太白红杉1959-2016年的平均NPP、GPP、NEP分别为328.59、501.56、31.42 g C m-2a-1,平均碳储量为35.38 kg C m-2a-1,平均CUE为0.65, 1960-1961、1969-1970、1997-1999年为“碳源”年,其余年份均为“碳汇”年, 年内呈现“碳源-碳汇-碳源”的变化特征,58年来碳储量总体增加,潜在固碳能力较为稳定。气温和CO2浓度是北坡太白红杉生长的限制因子,气温上升对GPP、NPP、碳储量的正向作用强于CO2浓度增加,对NEP的正向作用弱于后者,对CUE起反作用,降水增加对生产力和碳储量增加均起反作用。RCP4.5、RCP8.5情景下太白红杉生产力和碳储量在21世纪呈上升趋势, RCP8.5上升幅度略大于RCP4.5,潜在固碳能力仍较强,1-3和10-12月为“碳源”月,5-9月为“碳汇”月。
本研究通过对比未来情景模拟结果,认为未来气温升高促进GPP、NPP、碳储量增加,降水增加阻碍生产力和碳储量增加,气温成为北坡太白红杉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印证。秦进等[3]、李亮等[22]通过树轮宽度、NDVI研究和模型模拟等,认为气温升高有利于太白红杉树轮宽度、年均NDVI的增加;段媛[32]和林伟等[33]基于树轮宽度、遥感影像解译和生物量模型等,认为太白红杉树轮宽度、碳密度与年均温成正相关,与降水量呈负相关。这是由于太白红杉为秦岭林线树种, 海拔分布较高,长期受低温胁迫[34]影响;秦岭高海拔地区冰雪融化较慢且持续时间长,水分较为充足,且降水过多会影响光热条件,植物光合作用速率降低,影响有机质积累[35]。但应认识到这仅体现出年尺度上太白红杉生长与气温和降水的关系,事实上其在月尺度上具有差异性。秦进等[3]报道北坡太白红杉的生长与当年和前一年1-6月平均气温呈显著正相关,与当年8月的降水呈显著正相关; 陈兰等[28]的研究表明太白红杉的生长均主要受4-9月温度和7、8月降水量的限制等。
CO2作为光合作用的原料,其浓度升高对植物生长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CO2浓度升高促进太白红杉生产力和碳储量增加。范敏锐[19]利用BIOME-BGC模型,认为CO2浓度加倍情景下,北京山区落叶针叶林表现为正响应,且增加幅度较大;彭俊杰等[10]利用BIOME-BGC模型和树轮数据,认为CO2浓度升高有利于华北地区油松NPP增加;这与何丽鸿等[11]对长白落叶松林的研究结果一致。过去的研究多探讨太白红杉生长与气温、降水的相关性,忽略了CO2浓度与太白红杉生长的关系。本文通过预设未来情景,指出CO2浓度是北坡太白红杉生长的第二限制因子,明确了CO2浓度对太白红杉生长的意义。
同时应认识到太白红杉生长对气候的响应具有海拔差异性。不同海拔林木生长对气候环境的响应可能不同,海拔因子[7]成为太白红杉分布的主导因子。许多基于树轮宽度、NDVI等的研究证明太白红杉生长具有海拔差异,也探讨了其对气候响应的海拔差异。康永祥等[36]、刘婧辉[37]和段媛[32]指出海拔3 060 (接近纯林下限[6])、3 100、3 200、3 300 m处太白红杉年轮指数均与生长季温度呈正相关,与降水量呈负相关,而3 400 m (郁闭林上限[6])处主要受降水限制。李书恒等[4]认为3 062、3 068、3 207和3 346 m处模拟的NPP、树轮宽度与生长季气温呈显著正相关,与降水负相关。可见,海拔3 000~ 3 350 m内,气温是太白红杉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而在太白红杉郁闭林上限地带降水可能逐渐过渡为限制因子。这是由于在上限地带,土层较薄,土壤含水量小,气温升高,加剧冰雪融化和蒸发,加速土壤含水量下降,加重干旱程度,对树木生长产生一定限制作用,此外太阳辐射强烈,树木代谢受到影响,导致树木自身缺水,影响正常生长[36]。本研究探讨的海拔位于太白红杉集中分布区[6-7]和最具气候响应敏感性[3, 7, 38]的海拔范围, 研究结论与上述研究吻合。考虑到高海拔区立地环境差异较大, 林木生长受非气候因子(流石、坡度、坡向、地形、土壤等)和干扰(风倒等)影响强烈,对环境因子响应的一致性较差[32],以及模型本身未考虑森林生态系统的外在干扰[10](土地利用变化、风倒、倒石流等), 故本文未对太白红杉上限地带进行探究。
太白山是秦岭的最高点和分水岭,林线树种太白红杉在南北不同坡向上对气候变化响应强度和过程存在差异。北坡太白红杉对气候响应的敏感度较南坡强[3],北坡的太白气象站点邻近红杉分布区,其气象数据模拟验证效果好,南坡所有站点(如佛坪、柞水等)均距离研究区较远,气象数据代表性差,验证效果较差。相关研究[4]也显示北坡验证效果“显著”好于南坡,因此北坡的研究更具准确性。本文以北坡太白红杉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可能更符合秦岭北坡太白红杉特征,这也体现出研究的局限性。今后气象资料的完善有助于南坡的研究。
BIOME-BGC模型指标和参数相对于传统的植被生产力统计模型更具生物物理意义,模拟结果更为可靠。通过收集长时间尺度气象资料,利用前人[12]的太白山垂直气温递减率插值气温数据,以及实测部分生理指数等方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拟精度, 基于树轮数据、遥感植被指数数据与生产力模拟值的相关分析表明模拟结果与验证数据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达到显著相关,季节验证达到极显著相关。总体看来,模型对太白红杉当前及未来碳源/汇模拟的结果是可信的。但模型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如太白红杉的生理生态参数研究较少,大多数参数只能使用模型默认或参考相关文献,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模拟结果的误差;模型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外在干扰[10]考虑不足,且在给定研究地点只模拟一种植被,忽略了树种间相互作用[39],缩小了模型的适用范围。使用长时间尺度和多个气象站点资料,进行生理生态参数的实测实验,可获得更为准确的模拟结果,对地区性模型参数敏感性的研究有助于模型更好地使用。
[1] |
Chiew F H S, Whetton P H, Mcmahon T A, et al. Simulation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runoff and soil moisture in Australian catchments[J]. J Hydrol, 1995, 167(1/2/3/4): 121-147. DOI:10.1016/0022-1694(94)02649-V |
[2] |
ZHANG W H, WANG Y P, KANG Y X, et 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rix chinensis population's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factors[J]. Acta Ecol Sin, 2004, 24(1): 41-47. 张文辉, 王延平, 康永祥, 等. 太白红杉种群结构与环境的关系[J]. 生态学报, 2004, 24(1): 41-47. DOI:10.3321/j.issn:1000-0933.2004.01.007 |
[3] |
QIN J, BAI H Y, LI S H, et al. Differences in growth response of Larix chinensis to climate change at the upper timberline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slopes of Mt. Taibai in central Qinling Mountains, China[J]. Acta Ecol Sin, 2016, 36(17): 5333-5342. 秦进, 白红英, 李书恒, 等. 太白山南北坡高山林线太白红杉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差异[J]. 生态学报, 2016, 36(17): 5333-5342. DOI:10.5846/stxb201502060304 |
[4] |
LI S H, HOU L, SHI A R, et al. Response of Larix chinensis forest ecosystem to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Biome-BGC model and tree rings[J]. Acta Ecol Sin, 2018, 38(20): 7435-7446. 李书恒, 侯丽, 史阿荣, 等. 基于Biome-BGC模型及树木年轮的太白红杉林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J]. 生态学报, 2018, 38(20): 7435-7446. DOI:10.5846/stxb201710161851 |
[5] |
QI W W, NIU H S, WANG S P, et al. Simulation of effects of warming on carbon budget in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on the Tibetan Plateau[J]. Acta Ecol Sin, 2012, 32(6): 1713-1722. 亓伟伟, 牛海山, 汪诗平, 等. 增温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固碳通量影响的模拟研究[J]. 生态学报, 2012, 32(6): 1713-1722. DOI:10.5846/stxb201102250215 |
[6] |
XU L J, PENG H, CHEN C G, et 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Larix chinensis forest's distribution at Qinling mountain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alpine timberline at Taibai mountain[J]. Acta Bot Boreali-Occid Sin, 2005, 25(5): 968-972. 许林军, 彭鸿, 陈存根, 等. 秦岭太白红杉林分布及太白山高山林线特征的定量分析[J]. 西北植物学报, 2005, 25(5): 968-972. DOI:10.3321/j.issn:1000-4025.2005.05.022 |
[7] |
MIAO X H, ZHAO X J, MONG H X. Effect prediction of climate change on distribution of Larix chinensis in Qinling mountains[J]. Soil Water Conserv China, 2018(10): 48-52. 妙旭华, 赵晓冏, 孟浩贤. 气候变化对秦岭太白红杉分布影响预测[J]. 中国水土保持, 2018(10): 48-52. DOI:10.14123/j.cnki.swcc.2018.0229 |
[8] |
LIU R J. Larix chinensis's NDVI Variation and it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6: 9-11. 刘荣娟.气候变化背景下秦岭太白红杉的时空响应[D].西安: 西北大学, 2016: 9-11.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697-1017038636.htm |
[9] |
WHITE M A, THORNTON P E, RUNNING S W, et al. Parameteri-zation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BIOME-BGC terrestrial eco-system model:Net primary production controls[J]. Earth Interact, 2000, 4(3): 1-85. DOI:10.1175/1087-3562(2000)004<0003:PASAOT>2.0.CO;2 |
[10] |
PENG J J, HE X Y, CHEN Z J, et al. Responses of Pinus tabulaeformis forest ecosystem in North China to climate change and elevated CO2:A simulation based on BIOME-BGC model and tree-ring data[J]. Chin J Appl Ecol, 2012, 23(7): 1733-1742. 彭俊杰, 何兴元, 陈振举, 等. 华北地区油松林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和CO2浓度升高的响应——基于BIOME-BGC模型和树木年轮的模拟[J]. 应用生态学报, 2012, 23(7): 1733-1742. DOI:10.13287/j.1001-9332.2012.0200 |
[11] |
HE L H, WANG H Y, WANG L, et al. Response of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of Larix olgensis forest ecosystem to climate change[J]. J Beijing For Univ, 2015, 37(9): 28-36. 何丽鸿, 王海燕, 王璐, 等. 长白落叶松林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15, 37(9): 28-36. DOI:10.13332/j.1000-1522.20140439 |
[12] |
LIU R J, BAI H Y, MA X P, et al. Temperature varia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 in the protected area of Taibai Mountain[J]. Chin J Agro-meteorol, 2016, 37(1): 1-10. 刘荣娟, 白红英, 马新萍, 等. 太白山保护区气温变化及其空间差异性分析[J]. 中国农业气象, 2016, 37(1): 1-10. DOI:10.3969/j.issn.1000-6362.2016.01.0011 |
[13] |
GUO Z Y. Shaanxi Soil[M].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2: 141-161. 郭兆元. 陕西土壤[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2: 141-161. |
[14] |
LIU Z L.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leaf area index in typical for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D]. Harbi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2015: 3-5. 刘志理.东北典型森林叶面积指数的时空动态[D].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 2015: 3-5.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25-1015655868.htm |
[15] |
ZENG X P, ZHAO P, RAO X Q, et al. Measurement of leaf area index of three plantations and their seasonal changes in Heshan hilly land[J]. J Beijing For Univ, 2008, 30(5): 33-38. 曾小平, 赵平, 饶兴权, 等. 鹤山丘陵3种人工林叶面积指数的测定及其季节变化[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8, 30(5): 33-38. DOI:10.13332/j.1000-1522.2008.05.022 |
[16] |
LI Y Z, ZHANG T L, LIU Q Y, et al. Temporal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optimal value of sensitive parameters in ecological process model:The BIOME-BGC model as an example[J]. Chin J Appl Ecol, 2018, 29(1): 84-92. 李一哲, 张廷龙, 刘秋雨, 等. 生态过程模型敏感参数最优取值的时空异质性分析——以BIOME-BGC模型为例[J]. 应用生态学报, 2018, 29(1): 84-92. DOI:10.13287/j.1001-9332.201801.016 |
[17] |
RUNNING S W, HUNT JR E H. Generalization of a forest ecosystem process model for other biomes, BIOME-BGC, and an application for global-scale models[M]//EHLERINGER J R, FIELD C B. Scaling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Leaf to Globe.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3: 141-158. doi: 10.1016/B978-0-12-233440-5.50014-2.
|
[18] |
PENG S Z. Study on growth processes and ability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Qinghai spruce forest in Qilian Mountains[D].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2015: 40-42. 彭守璋.祁连山区青海云杉林生长过程及其固碳能力研究[D].兰州: 兰州大学, 2015: 40-42.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730-1015342103.htm |
[19] |
FAN M R. The response of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on climate change in forest ecosystem of Beijing mountain area[D]. Beij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1: 38-42. 范敏锐.北京山区森林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D].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1: 38-42.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022-1011134487.htm |
[20] |
YUAN B, BAI H Y, ZHANG J, et al. Vegetatio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in Qinling Mountains and it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J]. Bull Bot Res, 2013, 33(2): 225-231. 袁博, 白红英, 章杰, 等. 秦岭山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植物研究, 2013, 33(2): 225-231. DOI:10.7525/j.issn.1673-5102.2013.02.018 |
[21] |
ZHU X L, LI S H, BAI H Y,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July NDVI over 172 years based on tree-ring width of Larix chinensis in Taibai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China[J]. Chin J Appl Ecol, 2018, 29(7): 2382-2390. 朱显亮, 李书恒, 白红英, 等. 基于太白红杉树轮宽度重建近172年太白山自然保护区7月NDVI[J]. 应用生态学报, 2018, 29(7): 2382-2390. DOI:10.13287/j.1001-9332.201807.002 |
[22] |
LI L, HE X J, HU L L, et al. Simulation of the carbon cycle of Larix chinensis forest during 1958 and 2008 at Taibai Mountain, China[J]. Acta Ecol Sin, 2013, 33(9): 2845-2855. 李亮, 何晓军, 胡理乐, 等. 1958-2008年太白山太白红杉林碳循环模拟[J]. 生态学报, 2013, 33(9): 2845-2855. DOI:10.5846/stxb201202130189 |
[23] |
WANG J, ZHUO J, HE H J, et al. Changes of vegetatio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from 2000 to 2013 in Qinling mountainous area[J]. J NW For Univ, 2016, 31(5): 238-245. 王娟, 卓静, 何慧娟, 等. 2000-2013年秦岭林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素[J]. 西北林学院学报, 2016, 31(5): 238-245. DOI:10.3969/j.issn.1001-7461.2016.05.39 |
[24] |
IPCC. Working Group I Contribution to the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Final draft underlying scientific-technical assessment[R/OL].[2013-10-30]. http://www.climatechange2013.org/images/uploads/WGIAR5_WGI-12Doc2b_FinalDraft_Chapter01.pdf.
|
[25] |
Compiling Committee of the Third National Assessment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Third National Assessment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5: 213-231. 《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 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213-231. |
[26] |
DENG L J. Simulation and projection of climate change over Qinling Mountains using multi-model based on statistical downscaling[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7: 36-39. 邓丽姣.基于统计降尺度的秦岭地区降水和气温多模式模拟与预估[D].西安: 西北大学, 2017: 36-39.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Thesis/J0137557 |
[27] |
HONG C Q, JIN X B, CHEN C C, et al. Overview on estimation models of land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integrating remote sensing data[J]. Prog Geogr, 2017, 36(8): 924-939. 洪长桥, 金晓斌, 陈昌春, 等. 集成遥感数据的陆地净初级生产力估算模型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8): 924-939. DOI:10.18306/dlkxjz.2017.08.002 |
[28] |
CHEN L, LI S H, HOU L, et al. Response of Larix chinensis radial growth to climatic factors based on the Vaganov-Shashkin model[J]. Chin J Appl Ecol, 2017, 28(8): 2470-2480. 陈兰, 李书恒, 侯丽, 等. 基于Vaganov-Shashkin模型的太白红杉径向生长对气候要素的响应[J]. 应用生态学报, 2017, 28(8): 2470-2480. DOI:10.13287/j.1001-9332.201708.038 |
[29] |
LIU W, CAO M M, SONG J X, et al.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periodicity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J]. Arid Land Geogr, 2013, 36(5): 865-874. 刘闻, 曹明明, 宋进喜, 等. 陕西年降水量变化特征及周期分析[J]. 干旱区地理, 2013, 36(5): 865-874. DOI:10.13826/j.cnki.cn65-1103/x.2013.05.009 |
[30] |
OGAWA K, TAKANO Y. Seasonal courses of CO2 exchange and carbon balance in fruits of Cinnamomum camphora[J]. Tree Physiol, 1997, 17(6): 415-420. DOI:10.1093/treephys/17.6.415 |
[31] |
ZHU W Z. Advances in the carbon use efficiency of forest[J]. Chin J Plant Ecol, 2013, 37(11): 1043-1058. 朱万泽. 森林碳利用效率研究进展[J]. 植物生态学报, 2013, 37(11): 1043-1058. DOI:10.3724/SP.J.1258.2013.00108 |
[32] |
DUAN Y. The difference response to climate of Larix chinensis at difference altitudes and temperature reconstruction[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6: 26-49. 段媛.不同海拔太白红杉年轮对气候响应差异及气温重建[D].西安: 西北大学, 2016: 26-49.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697-1017028471.htm |
[33] |
LIN W, HU L L, ZHENG B F, et al. Carbon storage estimation of timberline tree Larix chinensis[J]. Res Environ Sci, 2010, 23(12): 1470-1474. 林伟, 胡理乐, 郑博福, 等. 林线树种太白红杉碳储量估算[J]. 环境科学研究, 2010, 23(12): 1470-1474. DOI:10.13198/j.res.2010.12.28.linw.019 |
[34] |
MA X P, BAI H Y, HE Y N, et al. The vegetation remote sensing phenology of Qinling Mountains based on NDVI and it's response to temperature:Taking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Shaanxi as an example[J]. Sci Geogr Sin, 2015, 35(12): 1616-1621. 马新萍, 白红英, 贺映娜, 等. 基于NDVI的秦岭山地植被遥感物候及其与气温的响应关系——以陕西境内为例[J]. 地理科学, 2015, 35(12): 1616-1621. DOI:10.13249/j.cnki.sgs.2015.12.016 |
[35] |
YAN B Q, LIN W Z, LIU Q J, et al. Age-dependent radial growth responses of Larix chinensis to climatic factors in Qinling Mountains, northwestern China[J]. J Beijing For Univ, 2017, 39(9): 58-65. 闫伯前, 林万众, 刘琪璟, 等. 秦岭不同年龄太白红杉径向生长对气候因子的响应[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17, 39(9): 58-65. DOI:10.13332/j.1000-1522.20170161 |
[36] |
KANG Y X, LIU J H, DAI S F,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ring-width chronologies of Larix chinensis and their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in Taibai Mountain[J]. J NW Agric for Univ (Nat Sci), 2010, 38(12): 141-147. 康永祥, 刘婧辉, 代拴发, 等. 太白山不同海拔太白红杉年轮生长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38(12): 141-147. DOI:10.13207/j.cnki.jnwafu.2010.12.026 |
[37] |
LIU J H. The responses of tree line width of Larix chinensis in the regions of alpine timberline to climate change[D]. Yangling: North-west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2010: 15-33. 刘婧辉.高山林线树种太白红杉年轮生长对气候变化的响应[D].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 15-33.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712-2010149641.htm |
[38] |
SHI A R, LI S H, HOU L, et al. Research on the growth law of Larix chinensis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on the basis of the tree-ring width[J]. J Sichuan For Sci Technol, 2018, 39(2): 1-6. 史阿荣, 李书恒, 侯丽, 等. 基于树木年轮宽度的秦岭太白红杉(Larix chinensis)生长变化规律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 2018, 39(2): 1-6. DOI:10.16779/j.cnki.1003-5508.2018.02.001 |
[39] |
HE L H. Response of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of Larix olgensis forest to climate change in northeast China[D]. Beij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5: 46-49. 何丽鸿.东北地区长白落叶松林净初级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D].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5: 46-49.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022-1016063858.htm |